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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虚”就“实”:重庆封控期间对一则谣言的社区传播的田野观察|在野之学

向伟 社會學會社 2022-12-16



向伟,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目前在博雅学院教授政治学与社会学课程。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间,在汉语互联网世界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一场争夺话语真实性的斗争,它发生在官方与民间社会之间。往往是以这样的过程展开的:某地发生了突发事件——常常与疫情管控下的个体不便处境或者切身损害有关——经过图像与文字的信息形式,在数小时内通过自媒体、短视频形成一种具有稳定内容的言说,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或是借助已经将全世界华语使用群体联接在一起的聊天群与朋友圈,或是借助已经形成完整产业生态圈的各类网络小编在各大新闻门户网站与应用上的自我发布,引发只在媒体世界中可见的激烈议论。再后来几日就是代表国家最高公信力的官方媒体出来宣布,此前广为流传的事实表述系谣言。于是乎,在接下来的十天半月里,这些一度引发门户网站新闻评论区剧烈震荡的匿名留言,很快地就进入了媒体世界的信息博物馆。它们被标注成一串文字代码,地名、人名或者简称,留待下一次媒体世界中舆论巨浪到来时,再被作为前例引用。


这个斗争的过程伴随着国内的疫情防控,持续了三年。官方与民间的均衡正在逐渐被打破。在20年春夏之交“武汉战胜疫情”后,我们看到的是,由武汉人所代表的国人对基于强制逻辑的抗疫政策认同感的无比增强,这表示官方做到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某种统合,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空间。武汉战胜病毒的“胜利”成果,至少表明疫情爆发之初民间社会中开始流传的针对官方措施的议论、批评或者指责,在官方看来,是对其定义真相权力的一种争夺,无疑“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现实的效果遮盖了怀疑,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但是进入21年冬天,特别是22年春天以来,根据官方政策话语所定义的疫情几乎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特别是以西安、上海、北京、郑州,广州等一系列内地大城市的抗疫操作,由此引起的舆论就如内地受感染数目一样呈现波浪式地滚动增长(尽管绝对数字很小,但是却被严格的底线思维放大了很多倍)。同时国境之外的世界逐渐走出疫情的阴影,社会秩序正在恢复的画面也传送至内地人民的眼前,这内外有别的现实感受,让人民群众当中越来越多的个人绕开官方的信息传播,开始汇聚成民间社会的怀疑之声。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大门户新闻下面的评论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调侃与戏谑的留言。相较于每每一旦官方宣布,下面就是机器人式的清一色支持点赞,这些并不和谐的声音,反倒因为嬉笑怒骂显出了久违的人间味道。特别是那些可能会在舆论当中引发怀疑情绪的言说,曾经它们被官方定义为谣言,但一次次地因为其保留了对于真实事件中具体人物的同情与共感,似乎被人民当中的信息受众逐渐接受为对于“真相”的揭示,以及对个人现实命运的预警,从而生成了这样一种说法: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在这里并不去谈论谣言的真或者伪,而是想要关心这种话语的产生与其传播过程,特别是在即时通讯的群体社交媒介当中进行内容传递时,人群是怎样地接受信息又重新地生产意义的过程,以此来初步地理解被称为谣言的这些话语内容在人们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的效果。我关注的例子,发生在刚经历“静默”的重庆,是一起所谓的“核酸造假”事件。根据目前对于这一事件的通报,大致还原一下事件的脉络。在11月21日,对沙坪坝区各街道封控管理社区进行例行的全员核酸检测中,天星桥街道下辖的荔枝园小区的混检筛查出两例阳性。傍晚,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隔离转运组安排四川巴中支援的救护车前去接送这两名人员,要转运至方舱。该小区有居民表示不认可混筛阳性的结果,并且怀疑转运车辆的资质,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对峙,坚持要求现场对阳性感染者另外实施抗原检测。现场1名待转运居民以自备的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了自测,抗原结果显示为阴性。于是居民们就认为这两例混阳结果涉嫌有“核酸造假”问题,拨打了110报警,激化了与现场工作人员的对峙局面。直到22日凌晨1点多,经调解,对峙居民同意要沙区的正规医院对两位混阳者重新进行单管核酸采样,视实验室化验结果,再确定后续的安排。到早七点,根据沙区人民医院反馈的检测结果,两名混阳患者最终被确定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并被转运走。


从这件官方辟谣的核酸造假事件的脉络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两种不同的核酸检测方法,所显示的不同结果。也就是荔枝园对峙居民们在现场,通过抗原检测,的确在混阳的居民样本中获得了阴性的结果。这一点矛盾,在官方的视野中,被当作了这一起“核酸造假”争议的关键。所以,官方在辟谣消息的通告中围绕这一要点进行了重点的说明,并转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在进行核酸检测确认的过程中,如核酸检测阳性,不论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均按照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采取相应措施”的条款。也就是要声明需要转运者以核酸检测,而非抗原检测的结果为准。同时,也有一些科普医学知识的公众号放出消息解释道,抗原检测在感染者不做排毒的潜伏期所获结果的准确度不如核酸检测。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任何一种检测方式都存在误差,当然根据其适用的范围与场合,各自有各自减小和尽可能避免误差的使用方法。这是单纯的医学技术的问题,它在这一起事件中是生成争议的一个物质条件,但是对于所谓的“核酸造假”谣言的产生来说,两种检测方式的现场争议只是谣言产生以后的结果,而非缘起。


第二点关乎这一事件中官方派出的转运车辆,它可能也是引发这起事件中居民普遍抵触的原因。在民间报道这一事件的自媒体中,我们看到的是小区居民包围着一辆挂四川省巴中市牌照救护车并与车上大白理论,围观群众纷纷表示对于外来车辆参与本地隔离人员转运的不理解与不信任。官方口径则解释道这部外地车辆是外地支援重庆本地防疫的专业负压救护车,但是显然就这一点上级部门并未通过社区向小区居民做事先的说明解释(当然这不一定是当地基层社区工作者的恶意疏忽,很可能就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他们实际上也无权知晓上级派出什么样的车辆。这到了自媒体的一端,就只有居民询问救护车为何是外地车的质疑,因为在居民眼中,社区人员对此一问三不知),这也就使得居民对从核酸阳性到转运方舱这一系列操作形成了完整的怀疑链条。外地医院的救护车跑来转运本地的阳性感染者,当然是促使人们相信核酸造假的助推器,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一点涉及到的只是当地疫情防控管理部门的资源调配与基层社区的沟通不畅问题,属于社会治理的范围,这并不是谣言中有关“核酸造假”的核心问题。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日期,它表示这个事件的与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不无关联。因为在11月中旬,各地推翻几天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旨在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二十条时,质疑无休止的全民核酸的阴谋论已经在网络社会开始形成,此后国内门户网站也报道了一些地方存在核酸造假,官方也已宣布惩处了几家这样的造假核酸检测机构。尽管这些检测机构可能只是个案,但是这些消息被确定为真实,在逐渐进入全域封锁状态的11月份的重庆以及大批被要求居家开始不得不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市民群体当中,经过了不可避免地放大。而且在过去数年行之有效的舆情治理之后,经过官方或有官方背景的媒体背书“过滤”的消息,即使报道的是一些个案,也很容易在趋于单一的互联网环境当中成为普罗大众认知中潜在的一种普遍性问题。并且爆发事件的荔枝园小区地处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属于三峡广场商圈的辐射范围,很可能在11月初开始于三峡广场的那一波疫情传播中(指经由“波司登门店”与“吸引力舞厅”两条传播链),就进入到临时封控管理及一天一检核酸的情况。到11月21日时,可能已经经受了半个月的封锁管控,而连续的每天一测核酸并不能使得居民翘首期盼的结束封控的愿望实现,人们对于封锁状态以及对于解封“无效”的核酸检测的忍耐度亦就越发地降低。一边是不信任的放大,一边是配合意愿的缩小,正是这样一种相悖的心理认知,在11月21日的例行核酸出阳之后,荔枝园小区的居民,表示出对于混阳的不信任,并且主张要有关人员自测抗原;而且当自测抗原结果显示出阴性时,无一例外的围观居民乐于接受是小区的全员核酸环节存在造假,并且非常顺理成章地认为挂外地牌照的救护车上转运人员系没有官方身份的“冒牌货”。这些违反居民心理常识的因素的偶然结合,必然性地促成“官民”分歧乃至对峙的发生,即使对峙的形式看起来是小区居民质疑官方所要求的核酸存在造假这一温和的场面。


图为官方对“荔枝园核酸检测造假”消息进行辟谣的推送图片。[图源:微信公众号“沙坪坝发布”]


在笔者看来,重庆荔枝园“核酸造假”谣言的生成是基于对事实所存矛盾的社会认知争议,经过与居民所处社会环境造成的心理状态的偶然结合,经历了一段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过程才得以发酵,为表露在外的对峙行动做足了准备,最后形成了千夫所指的造假舆情,并必然地引起无休止的官方辟谣,从而事实地分散了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投入科学防疫的精力。而且笔者认为,关于特定社会议题与群众心理偶然结合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征。虽然就经验性的内容而言,这种偶然的结合在每一处居民接受“谣言”的过程中会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呈现,但是这种结合发生在每一次争议话题与群众心理的相遭遇时,都是必然性地不能避免。下面我将以自己身处的居民小区的生活体验以及对周围邻里的居民观察来尝试深入一段谣言生成与接收的群体心理学过程,并初步地探讨一下这一心理过程在我所能够观察到的社会层面带来的可能影响。


我居住的“三棵树”小区(系化名)与“荔枝园”小区一样,同在此次11月重庆疫情开始源头的沙坪坝区,临近三峡广场与重庆大学。“三棵树”小区规模不大,由三栋30层的塔楼组成,一共约800余户居民。就我的观察,住户主要是在沙坪坝区工作与生活的人员,有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小商业主等。从居民的人口结构上看,40岁至50岁群体是本小区居民年龄的中位数,父母与未成年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家户的主体类型,处在小区居民年龄轴两端的分别是附近大学的研究生与青年教工,以及孩子成年后已经独立门户的退休老人。除开学生住户(主要是租户),本小区的居民主要是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群体。而且本小区居民即便不是沙区本地出生,但也多是来到重庆主城区求学和工作多年的群体,可以视作是容易获得社会支持的当地居民。我认为“三棵树”小区应该是处在沙坪坝区的普通居民小区的中位数范围当中的一个。因此,“三棵树”小区居民在对“核酸造假”事件的认知与接受中所走过的心路,可能也会是周围很多小区居民所普遍感受过的。

 

11月21日夜里,在我所在楼栋的小区住户微信群当中有人转发了一条来自抖音的短视频。这条短视频内容很简单,一个黑色的背景,中间跳动着“震惊”二字。下面滚动着字幕,在鼓点节奏的伴随下,用机器人腔调播报着如下消息:


“2022年11月21日晚上,重庆沙坪坝荔枝园小区,被通知有阳性确诊者,于是就拉人准备带去隔离。然后小区业主想了解实际情况,用自测抗原当场测试。好家伙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确诊阳性的患者居然显示是阴性。(出现中间插播的画面:‘啊——’一个树懒站立着发出惨叫)然后群众就和拉人的司机,理论起来了。后来拨打的110叫来了帽子叔叔,事情闹到了一两点多钟,当着帽子叔叔和医务人员的面,再次抗原测试,三个都为阴性人就没有拉走,(又一次插播画面:两个人离席,起哄状地发出‘唔——’的叫声)最后又做了免签测试让医生带走,等今天出结果才知道事情到这里,真是毁了三观。造假重庆不是首例,但是拿疫情造假,影响整个重庆市民的生活,真是丧心病狂。至于结果是真阳还是假阳,反正也是不得而知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疾控中心通知,说你确认了阳性,必须换一个检测机构复查。你可以自己自测抗原,别没感染,还傻乎乎的被拉走去凑人数,真的是太下头了。(画面切换到一个外国男生露出一脸懵逼的表情,画面的配音是‘What?’)”视频到此结束。


这条视频使用了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来播报消息,大致地讲述了当天发生的荔枝园小区核酸检测被疑造假的事情,并且用一种模糊的表述作为结语,体现了对核酸检测的怀疑态度,而且在明显地暗示,个人要于官方定义之外有对于自己是否为阳的确认权,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在呼吁一种个人权利意识的出现。从内容传播上看,这条抖音风格的视频消息,并不是一条合格的信息。但是就视频内容的形式而言,简陋的画面,紧凑的语言,以及节奏强烈的伴奏营造了一种紧张感,给予观众(实际上是听众)以强烈的心理暗示,消息中涉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进而激起围观的兴趣。不过,这条消息就像悄悄从远处的角落打出的子弹,并没有立刻引起回响。这个时候,几个同步观看世界杯球赛的居民正在热烈地议论着英格兰与伊朗的进球大战。所以很快地,居民群的对话框已经被伴随电视转播中进球而来的热情讨论刷屏。

 

我们永远不能预言传闻的子弹会击中什么目标,但是它总会引起一次爆破。第二天,也就是22日上午10点半钟,已经过了我们小区封控期间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的常规时间,住户群里有人询问当天是否要继续做检测时,有一个住户提出说她要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团购。因为她所联系的商家满500件可按照批发价格发货,所以在群里寻找别的住户参与她的团购。她在发出这个团购消息的同时,附上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回复截图,(文字内容如下:“翻车了:晚上沙坪坝荔枝园,通知有阳性来拉人,然后他们自测抗原显示是阴性,后来打了110,事情闹到了一两点钟,当着警察和医务人员得面,再次抗原测试,三个都为阴性,人就没有拉走,等今天出结果才知道,至于是不是真阳还是假阳,以官方为准。如果有疾控中心通知,你确认了阳性,必须要换一个检测机构复查,你可以自己自测抗原。”)截图里的内容大概复制了昨晚在我们住户群一闪而过的那条视频消息,并且在文字表述上做了适当缩减,以突出荔枝园事件中的一处关键矛盾,也就是机构采样做的混检阳性与自测抗原获得阴性的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文字内容最后是在明示居民可以据此力争做再次检验。相较于抖音风格的视频消息,这条文字信息突出了引发荔枝园事件的关键争议,也就是核酸检测阳性的准确性问题,显然成为了后来官方辟谣传闻时所针对的靶心。


虽然没有语言,但是居民在群里用积极响应团购的行动,看上去是在表达对于这个传言内容的认可。当然亦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位居民可能出于善意提醒地转发了一个关于抗原自测与采样核酸检测之间异同的说明。从转发的内容看,转发者是想提醒发起团购与参与团购的邻居们要考虑,购买抗原试剂是否有用。不久,另一位居民转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关于邻区某业主群的微信聊天。里面有人明确地说:“某某楼栋阳拉了一个,整单元地都上阵,不准拉起走,要求复查,结果复查出来都是阴,全栋楼解封,太可笑了,病毒怕齐心协力的邻居。”下面是一片点赞叫好之声,有响应者兴奋地回复说居民“越来越不好糊弄”,也有回复是感叹“复查真有效果?”最后似乎达成了一个认同,即居民一致对外,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就会获得居民一致期待的结果。


从这个截图的内容看,它不是要直接回应抗原检测结果是否可以作为判定标准的问题,也不是要阐明哪种检测方法更好,而是要转述有小区居民要求重新检测,可以“推翻”因为混检出阳楼栋被封结果的这样一条消息。从这位居民转发这一消息的举动,我得到两点认识,第一是间接地证明了自昨晚荔枝园小区事件发生、小道消息流传开以后,尽管居民群当中未见公开议论,但是肯定有不少居民,通过其它的群聊渠道,有所知晓。居民们一直在关切相关的问题与相似的情况,因此有确定的个人看法。第二是居民转发该内容体现了至少有这样一种关注角度,它并不是简单地集中于澄清该事件中生成的核酸造假传言的真相如何,而是认可该事件发生时居民质疑核酸造假背后所展现出来的试图把握自己行为走向的主体意识,甚至也认可这样行动会导向一个好的结果。这种认同情绪是这位居民借由转发表达出来的一种自我心理预期。她在截图下面补充上一句自己的话:“我们一定要齐心。”这个使用祈使语气的句子更加直白地体现了她的心理预期,而且也是她试图将自己的心理预期转化为一种价值目标的体现。于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一条发言,写道:“整栋楼齐心,可以要求复检,一个人要求上面肯定不得理。”她的话语试图描绘同一目标下集体行动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控制结果。这句话看似在内容上只是作为核酸造假事件补充的传言,但是说话者的逻辑却无疑是对于提醒不同核酸检测结果存在不同是正常的,这一偏向于科学事实的提醒的回应。完整地看,后面这位居民所转发的内容以及她的补充发言,构成了语义逻辑上的回应,这一回应体现了居民们接触了核酸造假传闻时的独特心理反应,它回避了传言中存在争议的事实性内容,激发出要求某种主体意识的心理需求。


由此,旁观者当能洞察到这名转发者的心理活动:她并不关心昨晚荔枝园小区核酸造假事件的来龙去脉,她认同的是居民拿起抗原检测试剂作为武器,在不认可检测为混阳时可以据理力争的做法。这一心理活动应当在居民中具有共鸣,从用脚投票的行动上推断,提醒官方声明不认可自测抗原结果的转发信息被无视,在不少居民的积极响应下,不到半个小时,500份的拼团订单就完成了。

 

很快,官方对于荔枝园事件传言的辟谣消息,在当天下午就发布了。这个时候居民们团购的检测试剂刚刚到货,提议团购的居民正好发消息告诉参与拼单的居民去指定地点取货。起初是“沙坪坝发布”公众号于15点20分代表官方通报了“网传‘荔枝园核酸检测造假’?真相在此”的辟谣信息,几分钟后就被转发至住户群。这个官方发布中明确否定了一条现场视频与今日头条中的一个个人发布消息的相关报道内容,并对现场情况做了说明,以及对根据核酸检测结果,而非自测抗原结果,“按照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采取相应措施”做了重点强调。不久,又有人分别转发了另一个官方平台“沙磁荟”与“界面”门户新闻网站上发布的相同内容的辟谣信息,并附上“官宣了”的评语。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接过他的话头。这名转发者的本意也许是想为昨晚群里出现的那一条关于荔枝园事件颇具煽动性的传言的传播做一个了结,但是群里正在说话的居民正在分享抗原检测试剂的使用方法,所以官方的辟谣,或许被群里的居民都看到了,但是没有人发表意见。也可以说,对传言的官方辟谣虽然传达了,但实际上是被无视了。我想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居民中的部分人与上午做回应的那位居民持相似的看法与立场,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荔枝园小区核酸造假当中的真伪,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官方就核酸结果不同或者现场那些被认为不正常状态给出的解释与说明有什么想要深入探究的兴趣——因为官方的解释根本没有针对到他们在看待荔枝园小区核酸造假事件时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上午一居民最后做的“期待大家齐心”的回应,以及不少居民参团购买自测试剂的响应,在居民群里营造了一种要一致行动的集体主义氛围。


当然落实到每个居民的具身上,情况还是各有不同,已经拿到自己团购的抗原检测试剂的居民显然用行动表达了认同如荔枝园事件中小区居民一般,在不认可官方检测结果时拿起抗原检测试剂作为武器据理力争做法的倾向,但是对于居民群里沉默的大多数,此时此刻在对待“核酸造假”等相关传言时,还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日晚饭后,是一条与荔枝园小区事件本身无关的转发信息触动了剩余居民心理,促使他们打破沉默心态,开始偏向于核酸造假传闻传播中同步输出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意识。这条信息转发自自称是家住沙区井口镇某某小区的居民苏晓军的自述。此人系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律师,同时也是一名父亲。这条自述的信息大致地描述了他陪同在小区混检中显出阳性地13岁女儿入住方舱地一系列遭遇。他说他们在社区的混检中因结果阳性被拉到方舱,但是在初入方舱的单检中得到了阴性的检查结果。于是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因为失真的检测报告被错误地拉进方舱,不得不与不少的确确诊的感染者在一起起居生活。他第一时间向社区反映,但是却得到社区无权将已经进入方舱的他们父女接回家中的解释。他和女儿只能接受防控部门的安排,继续呆在方舱接受医学观察。在此期间,苏晓军观察到方舱中无人对无症状与轻症感染者做检查与治疗,所幸他认为自己与女儿的身体并没有感觉到异常或者不适。但是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得到隔离满4天,预计出舱时,却又被告知要装运至别处,这种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的感受终于让苏晓军感觉到愤怒,于是他开始向他认为与此相关的部门发出申诉。在这封自述信的最后,苏晓军以告诫后来人的口吻语重心长地提出期望,期望读到这封信的朋友们不要再经历他所遭遇的事情。


客观地说,不管内容有没有被证实,被居民读到的这一封自称苏晓军所写的自述信也是网络上的一则传闻,但是他的文字朴实真挚,而且他作为律师,文字背后流露出的理性态度,以及其作为一个负责任愿意陪伴女儿的父亲形象,也很容易激起有着大量与之相似职业阶层与家庭结构的“三棵树”小区居民们的同理心与同温感。概括起来苏晓军在自述信中“希望大家避免的事情”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是被“误检假阳”错误地进入到方舱隔离的,第二个是如他所述的,进入方舱“并不是一个好的经历”。前一个方面继续响应了昨晚荔枝园小区事件给三棵树小区居民带来的一般观感,虽然这个故事涉及的人物地点均与传闻中的事件没有关联,但是却通过给出核酸检验可能存在错误的一例个体经历,闭合上大部分居民之所以对荔枝园小区核酸造假传言持观望态度的逻辑缺环:检测机构主观地恶意造假,也许只是个案,荔枝园小区居民更可能是因为对官方的工作安排产生了误解。后一个方面则是以间接的经验向三棵树小区居民表达了置于荔枝园小区事件中的居民为何想方设法要明确混阳结果的真实性的深层心理动机,那就是对于进入方舱起居生活的潜在恐惧:在方舱的环境中,健康者更容易成为新冠感染者。(这一点担心在疫情爆发不久,在中文的互联网上就有人提到。当然大部分情况是,在时空条件相对宽裕的情况下,方舱这一措施能够对于收治者尽到很好的照料。重庆在过去两年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困扰,因此,方舱实际上远离山城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年8月,疫情在重庆主城区短时间地发作,很多市民才有了方舱生活的体验。但当时的感染规模并不能与入冬以来的情形相比。于是在11月中旬,我留意到身边民众在微信群中间陆陆续续地转发一些被拉进去方舱的隔离者拍摄的视频。他们在许多临时赶工完成的方舱医院,的确没有享受到一个舒适的疗养环境。这些影片展示了不少方舱里紧凑地摆放着床位,精神颓唐的人群局促地呆在同一个空间的画面,视频的拍摄者还不断质疑那里的卫生条件,这些被镜头收录的内容让居民们产生了一种未感染者进入方舱一定会被感染的恐惧心理。)


图为重庆市江北区寸滩方舱医院建设工程A区。[图源:微信公众号“中建三局西南公司”推文]


所以将两个传闻中的故事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群里大部分居民完成了一种心理格式塔的完型:小区开展的大规模核酸的确是存在错误报告的情况,把阴性的人当作阳性感染者拉进方舱。即使这里面没有涉及到检测机构的主观造假,但是核酸检测的结果也不应该被轻易地接受。那么在荔枝园小区居民采取的对峙行为,即使不是如传闻中所说的核酸造假,但是从行为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很多方舱的条件的确不令人满意,那里是一个更容易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场所。健康的人去了方舱很难不被感染。既然我们防疫的目标就是要避免感染,那么就要尽可能地避免进方舱;要避免被拉进方舱,当然就需要避免成为阳性,要避免成为阳性,就要保证确定出阳性的检测是真实有效的。而在大规模核酸亦会出错的情况下,个人提出确保检测的真实性就是非常正当的要求。相较于质疑“核酸造假”所要求的个人权利意识觉悟,乐意配合核酸检测的大多数居民更容易与一种“我好大家好”的集体导向的价值产生亲和性,根本上,这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意识使然。


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的激励下,沉默的大多数也不再沉默,这条自述转发到群里,激起了很多居民的反应。有人激愤地说到,“现在真乱整啊,细思极恐。”“真的,有些人为了钱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这组对话不光在说苏晓军自述的遭遇,而且其中概括的“图财害命”的说法涉及到的正是核酸造假事件阴谋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带入了对话者对于荔枝园小区可能遭遇的确信与移情。进一步,有人用看似是反驳前面的话语,将核酸造假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因为“这个不危及生命,所以才有人胆大妄为。”接下来,有人对核酸检测不能清零造成长期小区封控的可能严重后果做了补充,他发了一句:“跳楼的楞个多,还没危及生命。”并附上一个视频。在看到这个视频显示某小区监控拍下的居民从封控的家中窗户纵身跃下的惨状后,整个聊天群里沉默了好一会。但是此刻的沉默已经不是那种围观时的冷漠。而是那颗昨晚发出的子弹,在打进了一片寒潭的冰冷水下之后剩余的沉默,湖面下隐隐约约地传出了搅动的回响。

 

在关于社会运动的经典剧本中,聚集的人群似乎总是在一场激情澎拜的语言共鸣之后要走上街头,在行动层面有迸发的表现。但是经典的社会运动研究则告诉我们,从语言到行动,运动的剧目开演真实地依赖着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发作。没有这些突发的事件作为引线(这些事件可以是一些结构性人际矛盾的偶然发作),值得新闻媒体报道或者社会运动研究所聚焦的集体行动是不会上演的。我认为,我居住的“三棵树”小区,就没有这样的结构性条件。首先,如前面介绍过的,“三棵树”小区的人口同质性程度很高。特别是身为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小区居民,长期以来,这个小区的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其次,当11月疫情蔓延,小区很早就开始了封控管理。其中肩负疫情日常管理工作的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以及参与生活物资保供的个人主体大多就是本小区的居民,甚至在小区的部分楼栋出现封闭管理时,实际上都是在小区居民当中招募志愿者承担日常的服务工作,所以这些看似在特殊时期处于特殊位置的群体,并没有可以主导普通人的权力,就如小区物业书记曾经对居民说,“我没有任何权力,我只能听从街道的指示来做安排”,这就不易产生结构性的“面对面”矛盾。最后,我想是更为深层的一点,三棵树小区居民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交融的状态,让治理的过程不容易分化出不同的利益,酿成冲突。而且在疫情管控期间,小区的日常治理反倒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形式。


受到以上具体条件所限,在荔枝园小区发生的官民对峙事件注定在我所在小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个案。如我所见,身边的居民们既不会轻易相信存在传言中所指控的有大规模的核酸造假事件的存在,也非真切地遭受到“严酷”封控,并对之“深恶痛绝”,所以有传言而起的官民对峙,更可能是出于现实的时势偶然。但是这一事件发生时现场气氛体现出的社会关系的断裂态势的确是源于某种已经呈现出裂痕状态的群众心理的认知基础。


在“三棵树”小区居民的态度与行为上,可以察觉到这种悄然的转变。在此后的几日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视频与消息在居民的聊天群里传播,也有人转发官方的辟谣,但是转发者常常说出如下一种缺乏信心的留言:“现在真不晓得哪个说的是真的”,然后会接着出现一些流露出无奈情绪的议论,比如:“不用在乎真假,知道了我们也不能改变什么”,“之前担心自己阳,现在还担心自己没阳被当作阳”等等。而且在某一天下楼做核酸检测的途中,我在电梯里还听到了几位居民公开表达自己不想做核酸的意见。他们的语气斩钉截铁,“门都没出,做什么核酸呢?”“我家里孩子上网课,哪有时间天天做”种种。有人开始不参加核酸检测,虽然没有精确的估计,但是从26号至28日接连三天小区楼栋的全员核酸检测,在开始时间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检测结束的时间却越来越早。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断,居民们参加核酸的人数的确是在减少。就在这期间,“三棵树”附近的一个小区还发生了居民集体以自己连续5天无出行保持健康码绿码,拒绝让核酸检测人员进入小区,全体居民不做检测的事情。当然这些小事故,并没有激起隆重的对峙场面,因此也就不会引来舆情的关注,只是作为身边的居民聊天群里流传的小道消息。但是不能不提及的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声音响起,像极了电影里营造场景氛围的背景插曲,它体现着一种对于官方政策及其解释缺乏信心的情绪在民众占据的空间当中的无声蔓延。其中吊诡的逻辑在于,并不是说民众在主观的意识当中接受了诸如“核酸假造”这样的“谣言”,但民众的行为表现却恰恰是谣言的内容所能激发的后果,即民众的心理认同以及一些外显的细微动作低调地暗示了对于官方一直以来凭借清理谣言所捍卫的用一致口径表述防疫政策要求的背离。

 

至此的短短几天里,我们就看到了一条传言,是怎样从一个网络上流传的消息,进入到现实世界中人群的心里,激发了居民们对其中内容的普遍认同。即便这条传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很早就被官方宣布为谣言,但是居民们却是在接收到一系列与之具有相似内容的传闻后,成功地转化了其中的要素,完成了心理的构型,从而确定了现实中的态度与行动立场。同时,回顾对这一过程的记录还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意图煽动的语言,就一定会点燃行动的野火,但是燃起的零零火星已经悄悄地在地下开始蔓延。那是因为即使是一场失真的语言表演,它们也可以启发听众推理出符合逻辑的结果。只是在这个故事里,恐怕失望地是那个积极辟谣的官方话语,因为谣言的理性引导着民众的感受与认知正在慢慢向着相反的方向滑去。


下面回到对谣言主题的讨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指出,谣言或者传闻是村落社会重要的媒介方式,能发挥促进社群各部分间沟通组合的弱联接功能,它从整体的角度也对人际关系起着平衡的调节作用。研究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历史学者则是向读者解释了谣言在更为复杂的官僚制社会中的运作,即至高皇权与官僚机器彼此间围绕谣言进行权力整肃与社会控制的竞争机制。那么把谣言置于现代社会呢?流言蜚语事实上关联着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治理问题,它涉及到国家与社会两端力量如何通过交流的公共领域建立信任,抵御伴随谣传所生的不确定性为整个体系带来的风险。所以至少在理想模式中,谣言是难以在现代社会的土壤里扎根。


但是疫情三年,却让我看到,谣言的要素从来没有远离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就好像只要是在存在“讨价还价”的官方—民间构成的场域当中,谣言必然会被生产出来,它既是强者的口实,亦是弱者的武器。谣言自身就是这一对矛盾的转化与运动。当然,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多年以来发展进程的区域间差异,让我们必然不可能拥有处于同一个发育程度的市民社会。所以,从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区伴随个人权利意识崛起的公共领域,到内陆广大腹地芸芸众生生息其中的义气江湖,谣言的社会运作与效果也都有着相当的不同。山城的生活经历让我确信在这里新兴的个人主体意识还包裹着浓郁的江湖味道,重视自我保全胜过个人主见。那么在这一个语境中,谣言的反面就成了实利,而非真相。若要我就这个语境的公共政策提出一个不负责任的看法,那么我会明确治理谣言靠的是保障民生,而不是其它,但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谣言的终结,最终靠的是人民身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社会契约。它的终结之日,或许亦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新的契约签订之时。求真的良知们期待谣言的终结,期盼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〇封面为医务人员正在核酸采样[图源:www.news.cn]


〇编辑 / 排版:阿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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